近日，一篇民事裁决文书在网上受到关注。根据该裁决文书，福建省00后男子小欧（化名）状告山东省65后主播陈某（化名），称双方之间存在“包养协议”，要求该主播退还其给予的60734.21元“包养”费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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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理此案的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认为，小欧出示的证据不足，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所谓“包养协议”。至于双方之间形成的服务协议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并无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，该协议合法有效，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。

对于小欧主张的60734.21元费用，法院认为其中39000元属于陈某依据协议应取得的工资，除去其已经向小欧父亲归还的10000元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陈某归还11734.21元及相应合法利息。

00后要求退款6万余元自称达成“包养协议”

记者获得的裁决文书显示，2021年10月29日，小欧通过某交友类APP认识陈某，当天两人成为微信好友。

小欧方面称，2021年11月中旬，双方通过微信达成“包养协议”，约定：由小欧每个月支付给陈某13000元，随后于2022年2月21日，双方开始同居生活。截至2022年4月，小欧已转给陈某152385.98元。同居不到3个月时间，陈某便销声匿迹，小欧因此希望追回扣除生活费及红包等费用外，陈某拿走的60734.21元钱款。

陈某则辩称，双方没有达成“包养协议”，口头协议也没有。陈某以网络直播为业，并称双方在直播平台认识后，小欧主动给陈某刷礼物，并在直播间主动要求加微信。2022年1月4日，小欧和陈某协商，要求陈某前往福建湾坞镇为小欧做饭、打扫卫生、调整作息时间、做私人司机，承诺每月支付其工资1.3万元。

除了工资以外，陈某称小欧还许诺住宿公司管，生活费由小欧转给陈某，陈某自由支配等。2022年2月6日，陈某前往福建，称自己在“工作”期间“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工作，每天的买菜支出微信记录都有，现金买的东西没有记录”。

2022年2月26日晚，小欧父母及湾坞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到陈某居住的宿舍，查办小欧被骗80万元的案子，经查相关案子发生在小欧认识陈某之前，与陈某无关。小欧父母不认同陈某的工作，要求其离开福建，陈某答应了，但因为客观原因无法离开，遂于当地租房暂住。

陈某表示，自己租房后小欧找上门来一起吃饭，所以生活费仍由陈某承担负责。直到2022年4月29日，陈某离开福建，小欧向其追讨款项，称陈某多拿了3万元，陈某经计算认为自己只多拿了1万元。据陈某回忆，小欧父母也联系了他，要求他不要将钱给小欧，以免小欧又用在打赏主播上。在小欧父母要求下，陈某最终将这1万元转回给小欧的父亲。

小欧则认为，他与陈某之间达成的“包养协议”违反社会公序良俗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8条规定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不得违反法律，不得违背公序良俗，故该“包养协议”应属无效协议，并以此为依据，起诉陈某要求对方退还所收取的钱款。

未提交证据证实存在“包养”法院审查认定为服务协议

2022年10月21日，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对小欧、陈某的民事纠纷作出了判决。法院经审查认定，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服务协议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并无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，该协议合法有效，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。

裁决文书显示，寿光市人民法院审查了双方微信转账、红包来往情况，证实小欧主张的自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，通过微信转账、红包支付陈某152385.98元，扣除具有特殊数字的转账，以及陈某归还的款项，余额60734.21元等情况，其中，2022年5月5日陈某确实曾支付小欧的父亲10000元。

本案的一大争议点，在于小欧主张双方达成的为“包养协议”，约定有“陪睡及照顾原告起居”等内容，但陈某认为自己仅负责为小欧做饭、调整作息、司机等工作。寿光市人民法院认为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，小欧主张双方存在“包养协议”，但未提交证据证实，因此对其主张的包养关系，法院不予认定。相反，陈某提出双方系陈某为小欧调整作息时间、照顾生活，与双方陈述及转账记录等证据相吻合，双方之间应为服务协议，法院对该服务协议予以认定。

综合上述事实，寿光市人民法院认为，双方自2022年2月履行协议至2022年4月底双方协商解除协议，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。协议解除后，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；已经履行的，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，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。

陈某依据协议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，小欧主张的向陈某转账余额60734.21元，扣除陈某依据协议应取得的工资39000元及向小欧父亲转账的10000元，剩余款项11734.21元，陈某应承担返还责任。另外，小欧主张的利息，应自起诉之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。

对于案件详细情况，记者联系了小欧的代理律师——福建锋芒律师事务所律师，其表示，由于小欧本人不希望再受打扰，不便接受采访。

案外律师：认定为服务协议并无不当

北京天达共和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东东律师分析裁决文书后指出，本案双方并不存在书面的协议，因此法院仅能从双方提交的证据，尤其是聊天记录，来认定案涉合同关系。根据判决书中体现的被告服务内容，如共同生活、照顾起居，因此认定为服务协议并无不当，“同时法院应当是参考了住家保姆等家政服务的收费标准，最终认定了月薪的合理性。”

对于本案是否存在所谓“口头包养协议”，王东东认为是案件法律关系认定的关键——若证据支持存在该协议，则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53条的规定，“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”，从而导致协议无效。从本案判决书来看，法院最终未认定存在所谓“口头包养协议”，双方仅形成服务协议关系。

王东东指出，“包养”和“生活服务”二者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概念，更多的是普通公众的理解。相较而言，“包养”是以金钱为基础的情感交易，绝大多数包含性关系在内，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，在举证时要更多关注金钱之外的情感因素，强调其违背公序良俗；而“生活服务”范围更广，举证时要更多关注服务内容与报酬是否合理，是否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范围。

北京天达共和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逢铭律师认为，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，本案双方在某直播平台存在打赏行为。从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，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打赏、刷礼物等，一般会认定为属于合法赠予或消费行为。在不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序良俗的情况下，对于要求返还的主张，一般不会获得支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大额打赏、刷礼物等，监护人可以未经追认为由，要求平台返还该打赏款项。此外，对于超出正常网络娱乐消费水平、明显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打赏行为，夫妻一方也可以无权处分为由，要求接受打赏方返还打赏款。

崔逢铭表示，如果用户认为自己被主播骗取财物，可以保存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打赏记录、通话记录等作为证据材料，用于证明己方主张，相关维权的主要案由，一般包括合同撤销、不当得利等。同时，针对打赏行为，崔逢铭认为平台方应当采取强制进行账号实名制、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、单次打赏额度设置合理上限、针对直播内容进行不定时审查、直播账号分类分级管理等措施，“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。”

来源 | 红星新闻

责编 | 杨楚滢

编辑：杨楚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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